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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信息网:从“乐队赈灾”到“一个天下”:流行音乐的天下想象及其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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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出于郑重照样难言的创伤,抑〖或〗,‘天下’自己就像诺基亚广告中相互触探的那两只手:“近在咫尺”,却再也无法相互触及。北京时间2020年4月19日破晓最先,前后连续八个小时的“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线上演唱会,于中文社交媒体上流传之时,简朴的英文题目大多时刻并未被译成中文。偶然闪现的译名并不统一:“四海聚一家,为‘天下’加油”,“统一个‘天下’:团结在家”,“统一个‘天下’:四海聚一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线上演唱会海报”

看上去,这些说法之所以显得别扭,缘故原由生怕首先在于,此处的“家”因其泛化与抽象而显得有些矫情:(无论在逻辑照样现实层面),演出者、流传者和旁观者实在不大可能聚于“一”家,‘而是各在自家’。“团结在家”听上去也有些怪怪的:要是‘天下’能被团结在家里,那么列侬和洋子的“〖床上和平〗”早该宣告实现,‘天下’自己则将显得完全多余。更何况,居家隔离的漫长日月里,“家”〖或〗许也并不像是电视剧和广告里那般,显得无比鲜明温馨和富有吸引力吧?

预告中的普世情景转瞬即逝。人人表面上其乐融融的排场,因承办方——创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 “全球消除贫困设计”为其焦点经营项目)公司明确宣示的版权限制,最后照样遵(从)前言产业的礼貌,在直播竣事后只能以零星片断行世。(于是),看“霉霉”(中国受众给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起的外号)的、夸“滚石”(The Rolling Stones)的,琢磨各家各户室内装修气概的,各自为阵,愈发反衬出人世悲欢的并不相通和所有人都被隔离在“家”的惨况。只管有人将演出无法实现全球同步归咎于互联网【的客观情况】,但现实上,熟练掌握英语可能才是进入这“统一个‘天下’”不言自明的限制性资格和条件。这样一来,这个‘天下’名义上的“统一”,岂不正好是以否认音乐作为普世性语言的方式,印证着‘天下’的盘据?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是最名副实在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气自力的动物。”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称:“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天下’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天下’。” 回忆一下演唱会直播时代,散布全球的观众们窝在家里,隔着种种品牌和尺寸的电子屏幕,《大眼瞪小眼》,臊眉耷眼的样子,这两句话愈发值得深思。

事实上,(以销售情意为能事的盛行音乐落)得这般虚与委蛇、顾头不顾尾,“还真的怪不着病毒”。“‘天下’”的落寞与隔膜既是社会崩解的症候,也是音乐文化内在悖论和不平衡态势的一定展现。「因」此,当one world(从)来未曾被翻译和直面的“单一‘天下’”这层意思,拜互联网之赐,现在已成无可逃避的现实,主要的将不在于“今不如昔”的感伤与底气所(从)何来。而在于,若何在社会历史语境中重新去掌握“盛行音乐”、“我们”与“‘天下’”杀青耦合的方式。既然演出自己明确指向上个世纪的盛举,且不惧其中暗含着的续貂风险,那么,要想见证历史, 简朴的历史回首和梳理[必不可少。更何况,只有对传说中的团体影象加以批判性的检视,才有可能寻找到重新出发的门路和契机。

“‘天下’”始于一场误会

每当追溯起“盛行音乐”的历史性“中兴”,人们常常会提到作为大型团体演出流动的“让‘天下’充满爱” (这是演出主题曲的名字,演出整体名为‘ 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据当事人回忆,这场演出的直接刺激〖或〗曰“灵感”即来自1985年由迈克尔·杰克逊等人提议的“We Are The World”和罗大佑、张艾嘉等人在中国台湾举行的“明天会更好”这两场演唱会 。在那时的中文语境中,前者常常被翻译成“‘天下’一家”〖或〗“四海一心”/“四海同心”,而后者也往往将自身比附为前者的回声 。有意思的是,“‘天下’一家”〖或〗“四海一心”的译法,因其主体的模糊而显得普世而无“私”,反倒遮掩和逾越了流动原题目中的“我们”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我们”是‘天下’,〖或〗我们是“‘天下’”——其中的“我们”〖所指显然是使用英语且身处英美盛行音乐文化场域内部的演出〗者和旁观者。

‘细究起来’,“We Are The World”现实上由发生在1985年前后、被称为“慈善摇滚征象”(charity rock phenomenon)的一系列事宜组成。1984年,爱尔兰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Bob Geldof)和苏格兰的米治·尤里(Midge Ure)以及其他三十多位英国盛行音乐人以“乐队赈灾”(Band-aid,同时也暗指在中国被译作‘邦迪’的创可贴)互助录制了一首名为“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的歌曲,并建立了一个旨在为消除埃塞俄比亚的贫困而募捐的基金会(Feed The World,喂养‘天下’)。这首歌于当地时间11月25日录制完成,并在英国单曲排行榜上取得排名第一的佳绩。1985年,哈瑞·贝拉封特(Harry Belafonte)、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莱昂纳尔·里奇(Lionel Richie)、昆西·「琼斯」(Quincy Jones)等美国音乐人起而以名为“(美国)艺术家团结支援非洲”(USA for Africa, USA也是United Support of Artists的简写)的组织予以响应,而且创作出《我们同属一个‘天下’》(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这首歌作为单曲迅速跃居“公告牌”(Billboard)排行榜首位,而且获得伟大的商业乐成。经由普遍的宣传和多次演出之后 ,1985年7月13日, 这首歌在一场名为[“现场援助”(Live Aid,亦有‘生命援助’之意)的演唱会上被再度唱响。

《我们同属一个‘天下’》封面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盛行音乐“现场”:演出在划分位于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馆同<时睁开并向全球电视直播>。介入演出职员险些席卷了英美两国所有的一线歌星。为了使演出更具惊动效果,慈善歌曲的主创职员之一、著名的“创世纪”(Genesis)乐队成员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还乘坐飞机,沿着刚刚开通的航线穿越大西洋,同时介入了伦敦和费城的两场演出(此举曾被盛行音乐学者威尔·斯特劳讥称为‘机械降神’)。随后,类似流动还陆续在普及欧洲、北美、大洋洲和非洲的多个国家睁开。

并非巧合,“We Are The World”演出流动举行未久,正值“国际盛行音乐研究协会”(IASPM,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Music)召开建立大会并举行首次学术研讨会。两位与会的学者也划分揭晓论文评述了在1985年划分在西欧各地举行的系列大型演唱会。据斯坦·赖基文(Stan Rijven)考察,“我们同属一个‘天下’”设计筹集了约莫五千万美元,然则最终并非所有用于救助非洲,其中百分之十现实上被用于救助美国本土的饥民和无家可归者 。更不用说,【一种施舍和给予的俯就姿态反倒加倍强化了演出】者的国族身份属性。赖基文总结称,演出的情绪重音立足于团体性和一体感上,然则演出所试图唤起的团体性情绪现实在观众中并不存在。他举例说,演唱的歌曲中并没有像《我这一代》(My Generation, The Who乐队作品)、《天主拯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 the Sex Pistol乐队作品)那样受到彼时青年一代中具有社会意识者青睐的曲目。总体说来,“乐队赈灾”「系列流动是西欧盛行音乐通过高度成熟的」商业运作有用重塑其社会地“位”的历程。<一如创可贴在珍爱和疗愈伤痛的同时也会遮蔽伤口>,其中混杂着无邪与做作的政治态度、〖道德优越感和高度的媒体敏感意识〗,“也”乐成地将政治姿态转变成音乐商品的附加值,并将全球饥饿与贫穷的成因流放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乌托邦、‘天下’主义与优越感

【此外】,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也基于英美摇滚乐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模式,总结和剖析了这一系列音乐慈善流动的意识形态特征。第一, 音乐产[业通过这些演出获得的收益远远跨越参演音乐人,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显然没有任何党派偏向的舆论形象的建构将’为产业带来最大的财源。第二,《我们同属一个‘天下’》这首单曲最打动听的品质在于它绝对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正是新泛起的盛行音乐主流的特征。它乐成地将歌手们个性化的嗓音纳入一首经由经心编配制作、节奏相对单调的单曲里,用来服务于歌曲的叙事价值,《并与歌词内容相呼应》,组成了一种威压情绪(imperial sentiment)的回响。第三,斯特劳以为,若是类似项目在10〖或〗15年前举行,那录音唱片将有可能会以双张〖或〗三连张专辑的形式泛起,由于其中可能会包罗现场即兴演出的部门——这一假设的条件是,无拘无束的小我私家表达才是整项事业真诚可信性的保证。

事实上,(从)1970年月到1985年前后,发生在摇滚乐领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在于,为了与盛行音乐脱开相干,它对音乐技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一种自我沦落和排他性。(于是),{在这些年里},摇滚文化中的现代主义计划——凭据这一计划,艺术自由责无旁贷地是乌托邦感动的详细体现,而且为社会解放充当着典型——发生了弱化。在1960-70年月,大多数由众多歌手参演的音乐会一样平常都市以全体登上舞台,齐唱一首传统歌曲压轴。至关主要的是,宣告演出竣事的这个时刻要想发生逾越性效果,这首压轴的歌曲一定不能是登台的某位音乐人的作品。即便这样一首歌曲很可能跟听众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涯都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却代表着一种对于摇滚神话而言至关主要的传统意识和团体感。不能否认,{这样的团体感至今仍是盛行音乐演泛起场之}所以会熏染人的主要因素。对照来看,2020年的《‘天下’团结在一家》演出虽以席琳·迪翁、安德里亚·波切利、郎朗等人合唱《祈祷者》(The Prayer)一曲收尾,最终却因监控器式的画格出现方式,令影视剪辑手艺在《我们属于统一个‘天下’》中将【明星】还原为通俗个体、又将浅吟低唱汇聚为群体激情的邪术瞬间曝光,<也再度确>认了演出者与旁观者作为原子式个体蒙受伶仃和阻隔的悲凉现实。

不仅云云,《我们同属一个‘天下’》虽仍回荡着1960年月的“爱与和平”以及约翰·列侬的《爱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All You Need Is Love)<的主题>,但它所诉诸的受众个体,却已不再是逾越民族国家身份的小我私家,而是隐含着获得强化的西欧发达国家国民身份意识。至于慈善演出〖或〗者说“义演”这种形式,则有着1971年由“甲壳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提议、拉维·「尚卡尔」(Ravi Shankar)、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鲍勃·迪伦(Bob Dylan)等人介入的“拯救孟加拉灾黎音乐会”(The Concert for Bangladesh)这一先例。差别之处在于,前者立足于个体的自由表达,为整个项目的真诚性和可信性提供保障。《我们同属一个‘天下’》则恰恰注释盛行音乐文化的‘天下’主义面向——这一面向意味着艺术自由所具象化的乌托邦感动对于社会解放与同等起着模范性的作用——〖的衰落〗。

「因」此,《我们同属一个‘天下’》与其说证明晰英美为主导的盛行音乐代表着全人类的爱与正义,不如说是新型的前言帝国权力的展示。斯特劳直言,以摇滚乐文化政治的脉络为参照,很容易就可以将这一系列慈善演出项目指以为“无聊乏味,介入者借此谋取私利,暴露泛起存地缘政治秩序的不均等症候,「在政治上颇不合时宜」”等。但在他看来,更主要的<问题>则在于,若何通过反思去确定盛行音乐在政治上的有用性。〖或〗者说,盛行音乐文化的话语运作会以何种方式去界说和评估政治介入行为。

影戏《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Live Aid现场<盛况>。

不难看出,作为六十年月摇滚乐“<盛况>”的亲历者,这些英美学者自己也面临着历史断裂的威胁——他们希望诉诸于六十年月摇滚乐的“本真性”来指斥《我们同属一个‘天下’》的“虚假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样一种反差最终促使那些忠于六十年月理想的学者们转向以“盛行音乐”为其总称的研究 。必须看到,凭据各自所身处的社会历史境遇,论者们对这统一系列音乐前言事宜也会得出差别的结论。英国文化指斥家斯图尔特·霍尔和马丁·雅克就以为,“乐队援助”注释了一种否决撒切尔主义的情绪,“它确实使人们看到一种普遍的对他人、特别是埃塞俄比亚饥荒的关注,而撒切尔主义则助长了自私和偏狭。” 不外,麦克盖根则注意到相反的解读方式:“〖民族优越感和缓解心灵压力感的慷慨只管易于带来欢欣〗,但却与撒切尔之回归‘『维多利亚价值』’{保持一致}。”可见,盛行音乐文化不仅关乎审美,更与政治、道德和社会组织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团结国、盛行音乐与“我们”的位置

在通行的历史叙述中,作为“我们同属一个‘天下’”之呼应与“回声”的“让‘天下’充满爱”,标志着中国终于借盛行音乐文化与‘天下’实现同步。然而,就在这种“同步”和一往情深又不乏进取的姿态发生之际,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断裂〖或〗转折也悄然发生。

1982年,第三十七届团结国大会通过一项议案,将1986年命名为“国际和平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Peace)。1985年12月3-6日,由团结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举行“1986和平年”研讨会。「据集会」通讯称,加入这次集会的各方人士“一致以为,和平就意味着(从)小我私家到团体的非军事化。” 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当事人提议“让‘天下’充满爱”演出流动的的念头,却恰是“献给‘天下’和平年”。若是说,在冷战僵持的年月,“国际”毫无疑问地意味着“阵营”的“「这一方」”,而“‘天下’”则往往与“自由‘天下’”『相联系』。两造就此睁开的(核)军备竞赛,不仅拖垮了苏联,更是催生出【今日】高悬在全体人类头上一把无容回避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于是),就在拥抱“‘天下’”的当口,“非军事化”的矛头所向被尽数吞下,“国际”与“‘天下’”的转换间,一种主体想象的历史性颠倒与“还原”得以顺畅发生。

不外,这样一种颠倒和“还原”又不能简朴地明白成一个“和平演变”〖或〗“木马计”得逞的故事。(历史的详细睁开历程更为庞大)。中国大陆的音乐学者谭冰若曾在1986(年)将这个流动的题目译为“我们同属一个‘天下’”,并剖析称:“这首歌曲和60年月由鲍勃·迪伦创作的‘抗敌歌曲’《在风中飙掀》(Blowing in the wind)一样,对‘天下’人民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若是说《在风中飙掀》的内容是针对美国60年月的社会和政治,那么《我们同属一个‘天下’》则是指向80年月‘天下’性的尖锐的弱小民族的生计<问题>。” 作者(从)中体察到的,正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慈善流动背后的政治性,以及‘天下’权力不平衡的情形——只管其中关于弱小民族生计<问题>的忧患意识,在统一时期及其后又遭到狭隘化注释,成为生长主义现代化逻辑借以实行有用社会发动的手法之一。

对于西欧‘天下’而言,盛行音乐获得云云空前的社会整协力而且直接介入社会事务,同样是亘古未有的全新征象——若无电视的普及和转播手艺的升级,此种情形将无(从)想象。但不乏反讽之处、却又令人感伤系之之处在于,此时义无反顾地将认同的眼光投向“外面的‘天下’”的中国盛行音乐,(现实上却雀跃于至此终于与全球遍举的)“超级事宜”实现了巧妙的“同步”。

现在,距特朗普统领下的美国宣布退出团结国教科文组织已有三年。‘面临疫情’,(世卫组织勉力支绌),其负责人谭德赛却受到极其恶毒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在“单一‘天下’”〖款式兴衰的间隙〗,中国的社会状态和结构方式,也变得亘古未有地扑朔迷离。至此,如果“我们是‘天下’”仍是值得追求的目的,那么“我们”和“他们”在其中将会组成怎样的关系? 几天时间里[,眼见许冠杰背靠维港唱响《铁塔凌云》,耳听刘若英隔着屏幕陪歌迷一同唱起《厥后》,另有“老狼的朋友圈”传递出的自然、自在与亲热动听,“我们”与“我们”『的距离』,事实又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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